哪有知名心理医生

过去一年，陕西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平均每天接到47通求助电话，一年总计接到超过17000通求助电话，其中90%的电话都是孩子们关于心理、情绪问题的求助。

而在全国的统计数据中，陕西省的接通量并不算最多。过去一段时间，广东地区平均一天接通电话数量超过3000例；2023年第一季度，北京市12355已经接到了10000例电话求助。

未成年人的精神情绪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理应受到更多关注和更专业的识别、干预、治疗。

PART.1

根据2023年5月，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陈润森课题组以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机构的多位专家共同合作撰写完成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研究现状-中国范围综述》显示，中国学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终生发病率高达24.7%。其中，终生发病率估计女生为26.5%，男生为27.7%。

尽管目前，陕西省乃至全国都没有详细的调查数据，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青少年心理专家、前心理科主任刘启雄和西安先华康复医院儿童康复/儿少心理科主任张学群都看在眼里，“最近两年，明显感觉到来找我们的孩子增加了。”恰逢中高考出分，如果现在去医院的精神科门诊，你能看到去求诊的西安家庭，在门口等待着。

“按照论文里的统计数据比，非自杀性自伤行的占比不小，一个初高中的班级大概有10%的孩子是不去学校的，那么可能一个班有4-5名孩子被情绪问题困扰，无法正常上学，无法和同学正常相处。”

■ 《阳光普照》剧照

刘启雄遇到过一些孩子被各类情绪困扰，难以出逃。

他不久前才遇到了一个学校辅导员的求助，有一个学生情绪不好需要他去沟通。在沟通中，男生告诉他，自己曾经站在26楼的楼顶向下看。他和孩子对话结束以后，迅速和学校老师通了一个电话，要学校多加注意男生的情绪，“我听过那个孩子家长和他说话，他妈妈说话非常尖锐，用词很残酷。”自杀是另一种更极端的展现。

根据早年间加拿大医学博士和精神科医生费立鹏的调查，中国自杀人群中有三分之二都没有精神问题，自伤和自杀并不一定都是精神疾病导致。刘启雄遇到的男生告诉他，在他踏上26层楼的时候，精神迷糊，“处于解离状态。”解离障碍是一种身份、记忆或者意识的整体性紊乱，表现为对自我感的辨别和控制缺乏。选择自杀的孩子，也可能是一时之间受到了精神刺激。

张学群遇到过非常典型的儿童患者，一个母亲带着自己小孩来找她看抽动障碍，症状本身并不严重。在给孩子做绘画测试的时候，她发现孩子画的房子、树木和人都漂浮在半空中，这说明他是一个被限制过多的孩子，“画出来的房子和树都没有根基，他的内心可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一旦遇到危机或者是失败，就会肌肉抽动。”在和孩子母亲的交谈中，对方告诉她，孩子在学校非常优秀，从来没有得过第二名。

■ 《小舍得》剧照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患有抑郁症，或者是遇到严重的心理问题被学界和医学界承认的时间也不算久。

在三联周刊报道的《儿童抑郁症：我们为何总是忽视孩子的痛苦？》一文中，上世纪80年代以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曾普遍认为抑郁症是只有成年人才会得的一种疾病。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研究终结了这种假设。国际上，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虽然专家们在学龄前儿童是否会得抑郁症的问题上还存有不同意见，但一个共识是，幼儿也会受到抑郁情绪的影响。

童年期向青少年的过渡时间段是抑郁发展的关键时期，接近一半的抑郁障碍患者在儿童青少年阶段经历了首次发作。一项针对中国儿童青少年，包括 62 项研究涉及 232586 名被试的元分析表明，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普遍性为 22.2%，也就是说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儿童因抑郁症状而感到困扰。

童年晚期抑郁症状的增多不仅是成长过程中“情绪化”的表现，而且是日后发展为临床抑郁障碍或社会功能损害的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抑郁情绪带来的结果，可能会让每个家庭都难以承受。

PART.2

孩子为什么会有发生自伤自残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其中可能有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的影响。

在传统的研究或临床经验中，亲子关系对孩子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家庭中有长时间的语言或者情绪暴力，继而对孩子产生刺激，一些孩子原本有自伤的行为，可能会过渡到过激行为。校园中的伙伴关系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99年，Watson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与同伴间积极交往与其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极大。

“有些孩子有了自伤自残的行为，可能没有想到‘疼痛’，而是想放松自己的情绪。”孩子如果一直处在有压力的环境中，在学校被安排，在家里被家长安排，一些孩子缺乏自我感受，他们会感到感官系统麻木。

在张学群遇到的案例中，很多孩子都处于被控制状态。“一个孩子可能做什么都被家长安排得很好，有些孩子用另一种方式告诉家长，我能控制我的身体，”这种方式虽然非常极端，但也是他们能选择为数不多的方式。

■ 《小欢喜》剧照

控制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在自伤过程当中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另一种是孩子们用自伤自残的方式获得了继发性获益。“简单来说，孩子在用这种方式控制别人，家长可能因为担心他/她的行为而让步。”

在她和家长对谈的过程里，一旦看到自己的孩子自伤的行为，大部分家长都会觉得事态严重，他们会担心孩子出现更极端的举动，继而让步。“我会和家长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获得继发性获益，对自伤后果有误解。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改变。”

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知越来越广泛，很多孩子会对自我的情绪产生判断，继而产生求助。“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孩子自己觉得有问题来求助，家长往往不以为然。”张学群不久之前遇到一个经过社区来求助的孩子，孩子认为自己需要专业帮助，但家长认为他是想不开，一点小事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整个社会依然有很严重的病耻感，”她经常遇到孩子来自访，也和家长沟通了，然后家长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再出现，继而失访的情况。

刘启雄遇到过有孩子从初二告诉家长，他开始幻听，一直到高一才找到他就诊，“小孩给家长描述过他幻听，但家长之前不以为然。”

PART.3

孩子们的焦虑、抑郁又为什么会成为如今的时代病症？

在许多父母或社会人士的认知中，如今孩子的物质丰裕，比起他们小时候过得好。但现实并不是如此，甚至和六十年代相比，青少年（指11-28岁年龄人群）生理成熟年龄略有提前，心理成熟实际是有延后趋势。

刘启雄认为，根据心理空间建构理论，我们可以将人的心理空间分为感觉空间、身体空间和认知思想空间。心理空间平衡发育，需要保持三种空间的均衡发展。

如今孩子的父母辈，从小生长于思想认知空间被压缩的状态，很多人认知思想局限。新一代的孩子们恰恰相反，他们拥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思想认知空间充裕，但是感觉空间和身体空间被无限压缩。

■ 《冬冬的假期》剧照

张学群从多年前就开始接诊患有学习困难症的儿童（后称为学困儿童），60%~70%的学困儿童患有多动症。“我也会和家长说，孩子在该动的年纪没有动，就会在不能动的年纪控制不住自己。”孩子在0-6岁的小年龄阶段时，父母如果没有给予足够的刺激，足够的运动量，在6岁以后需要听从纪律和安排时，他们可能无法遵循秩序。

感觉空间和身体空间的发展都要在现实经验中进行。这需要父母和学校给予儿童活动空间和接触更多现实生活。

刘启雄认为，如果父母决定了孩子的行为，吃饭、喝水、运动，学校决定了孩子的大部分学习时间，孩子会发现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缺乏控制。“有一些孩子比较极端，在自己能做决定的时候，比如上了大学甚至高中，他们会突然不学习了。因为他们从小缺乏自主性培养的空间，做事情都是按照他人的意思来。”

三联周刊在一篇关于儿童抑郁症的文章中写道，“新时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控制力是一种应对压力非常有用的品格。

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在著作《自驱型成长》中，阐述了控制力和压力的关系。

人们对压力的种种反应（如逃避、对抗或者僵住）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威胁进化而来，且被认为和我们祖先在10万年前的状态几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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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得知，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但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可以实打实地有控制感，就能更好应对挑战。孩子如果可以在家很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活动形式以及参与频次，他们就能更好专注于比较严苛的校内环境，控制力是应对压力的解药。我们并没有靠进化得到持续“开启”压力反应的能力。

从动机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个个体不觉得是在靠自己来驱动行为，那就会产生挥之不去的淡漠感。人类大脑是这样一种方式连结起来：我们会抵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企图，而渴望真正的自主性，后者对自我动机的真正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的孩子们在各处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理得很严格，在家里也是如此。

PART.4

坐在心理科医生面前的孩子，经常是一代孤独的孩子。

“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把心剖开给你看，但你还不看，他会非常受伤。”刘启雄表示，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到做出了更激烈的行为，中间可能经历漫长过程。对家长来说，只要发现孩子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求助信号。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老师问你们学习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就为了吃到白馍。”只要能吃到白馍就可以，学习就有动力，这也是对50、60年代人的刺激激励。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在物质生活满足之后，寻求通过学习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用。“我们包括我们后一代人对知识的崇拜，是社会氛围造成的。只要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新一代青少年，基本生活需求已经解决，他们的低级需要在出生时已经完成，理所当然地会寻求的高级需要，关于归属和爱、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和超越需要。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需求终归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点心理学都不需要，有白馍吃就很开心；第二代人需要知识；新一代人知识和白馍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感受。”

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师徐凯文接受三联周刊参访时表示，人们心理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他认为来访者是一个时代产物。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也说明时代的另一个特征：物质已经丰富到一定程度，物质带给人们的满足感越来越小，人们的精神层面追求变得迫切。但我们依然停留在一个过度追求物质的时期，精神上是荒芜的。

“当我们甚至我们后一代人教育新一代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新一代人有自己的痛苦，他们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是体力上的痛苦。”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张力，经受过体力痛苦的人很难理解精神痛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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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陕西省青少年服务台12355平均每年会接到超17000个求助电话，有超过200名接线员，其中90%的电话都是青少年关于心理问题的求助。在全国的统计数据中，这并不算最多，广东地区平均一天接通电话数量超过3000例；2023年第一季度，北京市12355已经接到了10000例电话求助。

2021年，政协委员《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中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等等。

西安目前许多学校都开展了类似活动，并将此作为了例行工作。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会长周苏鹏表示，学校将抑郁症筛查变成常态化工作以后，对早早识别出青少年情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 《担保》剧照

“但在做了筛查以后，只有早早转介给专业人士，以及提醒家长们的关注，筛查最终才有落地的可能。”量表筛查之后，数据上会反映出的疑似问题和个案，需要进一步分析。档案建起来后，重点个案和问题锁定后，需要有针对性教育引导和干预治疗，要和心理健康教研工作、咨询干预工作、个案转诊工作等前后衔接。

老师、学校、社区作为孩子们的社会防线，需要将发现问题后及时报告转为常态。周苏鹏认为，报告既可以采用专门的报告渠道，比如陕西省成立的青少年心理干预“绿色通道”办公室；也可以逐级上报。

“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的道理在发达国家早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目前的责任划分机制”周苏鹏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有两种责任，第一种是发现和报告问题的责任，家庭、学校、社区都有这个责任；第二种是干预和解决问题的责任，应该由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来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学校和社区及时发现并主动报告了问题，按理说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却又要为问题干预治疗的结果负责，这是不科学的，也会挫伤他们发现、报告问题的积极性。”

PART.6

在所有关于童年的回忆中，我们经常会提到如何玩耍，我们会想起小时候爬树摘果子，想到和玩伴一起玩游戏，想到暴烈艳阳下的夏天午后。

刘启雄告诉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体验可以为一个孩子带来美妙而无穷的感受，“我们可能一次次从树上掉下来，但还是会再爬上去，就为了吃到果子；也可能在和伙伴玩的时候有冲突，但为了还能继续一起玩，总会想出解决办法。”

很多时候，学校、家长甚至社会需要做的是给孩子感受生活的机会，成长的力量蕴含就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