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李敖在胡适去世后,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文化。
1962年11月,他在《文星》上发表了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随后,他又接连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等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李敖认为,由于历史传统的沉重负担,现代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暴露出11种心理疾病:
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
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
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
充满谎言的“中土流行病”
小心眼儿的“不得已病”
善于巧饰的“酸葡萄病”
蛊惑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
梦呓狂的“大团圆病”
虚矫的“超越前进病”
在这些文章中,李敖除批评了古代的孔、孟,近代的康有为、梁超等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当时的一大批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如张其昀、陈立夫、胡秋原、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从而引起了一场中西文化的大论战。
时任“立法委员”的胡秋原首先向李敖发难。随后,郑学稼、任卓宣等纷纷执笔上阵。批李的言论大都刊登在《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三大评论”上。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做文章,指他是个“反复多变的人”,“自高自大自我膨胀”,有“幻想的被迫害症”,是“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是“贻误青年的恶疮”。
如果说,国民党对李敖指斥传统、主张“全盘西化”尚能容忍的话,对于他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却不会袖手旁观。
12月28日,台北市新闻室发出通知书,以“违反发行旨趣”为由,命令《文星》自1966年1月1日起停刊1年,同时警方也禁止《文星》4月号和12月号(即第98期)发行。1年后,国民党当局拒绝了《文星》的复刊要求,等于彻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1966年11月,有人出示了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李敖在信中透露了他在台中上高一时,与一位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老师严侨(严复的长孙)交往的旧事。胡秋原立即发表文章,指李敖是共产党的“间谍”。随后,国民党当局以“妨害公务”的罪名对李提起公诉,虽然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实在无法定罪,但李敖自此便处于软禁之中。
1970年10月,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发生爆炸案。次年2月,位于台北的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这本是“台独”分子所为,警方却借机逮捕了李敖,并以“勾结台独分子搞叛乱”的罪名将他判处10年徒刑。
江南《蒋经国传》有言: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只剩下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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